云南大理海东镇山火明火已扑灭 无人员伤亡

但是，儒学的伟大之处也就在于此。

显然，新一代领导人治理国家的思路已经很清楚，就是继承几千年来古圣先贤、历代大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理念和治理模式，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里明确地把德治与刑罚结合在一起，并归结到养民，说明政治完善就是德，政治完善的标准就是让人民生活得好。

后者为政法，在律人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首要。说明中国的礼教传统是融宗教、法律、风俗、礼仪为一体的治道体系，其中教化与刑罚为基本的治国手段。原因是古代以教为治，先有礼后又刑，所以刑罚简略。君者，人也，吏者，辔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执其辔策而已。

孔子将至政之治化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是理想层面，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这大概就是老子所说的大道泛兮的社会，或者是《庄子·马蹄》所描绘的至德之世。《易传》最早明确地提出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系辞上》），这就用道和器来作为对偶范畴规定形而上和形而下。

现代新儒学思潮是出于对五四反孔教、反儒学运动的反拨，也是出于对政治势力利用孔子儒学的反感，而以捍卫中华民族生命之脉、以儒家圣贤自任，企图实现传统文化主体——儒学的现代化转换。所以，儒学的现代转型必须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一切古老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不但在知识阶层的手中不断获得新的诠释，而且也传布到民间社会，在那里得到保存和发展。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这样，在新儒学的眼中，道可以离开伦常日用而独立，可以只高明不道中庸，可以离用显体。因此，要有一批现代儒家，有一批人真正能够在深入掌握儒学的精髓的同时，又能活学活用，把儒家精神应用于解决自己当下的人生问题，从而用自己活生生的人格向世人昭示，儒学传统仍然可以成为每一个当代人读书、为学和做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价值源泉。

二、传统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与实践品格 关于儒学的现代化即现代转型问题仍然一个很大的问题，已经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和具有争议的观点，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全面冲击增加了内部固有的矛盾的激化，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其中尤其引起士大夫震惊和反思的是这种危机预示了一种传统文化的危机。我认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找到儒学转型的正确方向和途径。经济观，如义利观（重义轻利）、本末观（重本抑末）。

儒学这棵大树的崩倒，必然造成中国文化的花果飘零。止于至善是总体目标，明明德于天下是最终理想，二者为内圣外王一体两面的统一，而实现目标、达致理想的根本环节是修身，所以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于是，在思想文化界就出现了两张皮：一方面是很具体很科学的文献学或语言学的考据，另一方面则是习惯性地反复重申的道德训诫。在区分的同时又注重二者的联系，形成了中国儒学的本质与现象，本体与作用关系之说的。

余英时说：现代儒学的困境则远非以往的情况可比。等到传统社会全面解体，儒学和现实社会之间的连系便也完全断绝了。

对于儒学的遭遇，学界多有涉及。我们知道，儒学不是形而上学，儒学认为天道性理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才会有意义。

主内派以孔子弟子曾子为开山，抓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其思想倾向重仁、内省，明心见性，由孝治推衍为德治、教化，在先秦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孟子，被认为是儒家的正统。中国传统儒学历来都十分强调经世致用，强调知行合一，强调道德修养和践履的同一。传统儒学的特色在于它全面安排人间秩序，因此只有通过制度化才能落实。……在传统时代﹐到处都可以是儒家‘讲学之地，不必限于书院、私塾、明伦堂之类地方，连朝廷之上都可能有经筵讲座。在这个意义上讲，儒学在传统中国确已体现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民族国家观，如天下观、夷夏观、华夷秩序观等。

由于社会解体的长期性和全面性，儒学所面临的困境也是空前的。（《论语·里仁》）在外王方面，儒家以修己为起点，而以治人为终点。

而道也失去了学的支持，变成了虚悬的道学教条。杨子彬说过：在先秦，儒学本来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从政、治学、从教或经商都不失儒家本色。

有学者通过探讨儒学与近代中国的命运指出：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儒学受到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和《临时约法》的制定，从法律上、政治上确立了以民主主义思想代替儒学为国家社会指导思想的方针，使儒学在两千多年来首次丧失了官方学说的垄断地位。为了救亡图存、济世救民，他们竭力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实学。

正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儒学的现代转换必然涉及这一核心观念。传统儒学的核心理念可以用内圣外王四个字概括。……近百余年来﹐中国的传统制度在一个个地崩溃，而每一个制度的崩溃即意味着儒学在现实社会中失去一个立足点。

孔子之后，孔门后学对孔子侧重内在的仁，还是注重外在的礼发生了争论，导致了的分化，一般都按学术倾向可以分为主内派和主外派。进入 韩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

文化观，如中国中心（天朝上国）观，儒学权威论等都试验过了，都不起作用了，儒家在信仰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地位被不断消解，从动摇走向失落，从中心滑向边缘。这个过程事实上到今天还没有走到终点

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杨儒宾，1996年，第11页） 荀子虽然认为人的形体是精神产生的基础：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藏焉（《荀子•天论篇》），但还是强调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

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另一方面又曰:形色，天性也。（《荀子·劝学篇》）在荀子看来，为学的方法是从读经开始，最后归结到对礼的修习。

心是整个身体思想、道德、意识的中心，决定人的仁贪、善恶、贤不肖。（《近思录》卷四《存养》）又说： 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夫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近思录》卷七《出处进退 辞受之义》）个人处于否塞不通没有什么，只要心通乎道，道不否塞，个人的命运终究会通达。道尊则身尊，身尊则道尊。

但其理论缺陷也是明显的，就是忽略了心的作用。修身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齐、治、平是修身的主体推衍。